如果说规章之间处于冲突状态，规章与规章之间前后不一致，规章与规章之间相互否定，那就可以肯定的讲，这种规章是不协调的，更是不安定的。
二、现代民法典现实宪法功能的整体丧失 （一）正式宪法的功能构成 不同于公私领域交错、小国寡民与民族单一的古典市民法时代，在现代社会，人口等各种社会要素规模剧增，国家高权与社会自治分化角力，民族多元融合与阶层分化对立，大国实力输出引发对资源的国际争夺，政府更迭引起政治目标短期化与长期国运之间的矛盾，上述情况导致现代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解构压力。这将进一步松懈对民法适用所遭受的公权力干涉的宪法约束，疏失对公权力借助私法技术遁入私法、逃避公共义务的宪法规制，造成民法典本身规范功能的弱化。
[39]但笔者认为，此类论述恰恰证明，现代民法典缺乏保障市民社会价值实现的自足手段。民法应搁置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攀比，与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一道，汇入根据宪法、实施宪法的功能路径中，以提升国家整体的法治文明水平。国家机关在履行公职中对市民社会中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的拒绝保障与主动侵害，无法通过在民法上宣告为侵权与违法来限制与扭转，而只能转化为对国家机关的有关行为是否违反了其保障民事权利运行环境的宪法义务的宪法审查问题。这些一般条款构建了统摄民法典规范全局、浓缩民事生活全貌的价值体系，为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正确解释与适用具体条款提供了充足的备选项。[10]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宪法功能——超越宪法施行法与民法帝国主义》，《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41页。
例如，《民法总则》一百零九条规定的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即为一般人格权。四、我国民法典的宪法实施法功能的展开 在现代社会，在与正式宪法的功能关系上，无论是民法典整体，还是其中的具体规范，都只能处于宪法实施法的功能定位上，依靠宪法进行价值印证、效力支持与合宪性引导。全民所有是基本经济制度，不具有规范效力。
但是，上述制度又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公、私法律部门的交叉调整问题，实质上可能发挥以私法技术化约、包装公权力机制，使公权力隐蔽介入民事生活的制度通道功能。对此，更具参照意义的是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制度生成与实施经验。它造成的法体系风险是：一方面，希望限制国家政治扩张。[30]同时，以提取公因式见长的民法典编纂及民法教义学，也对晚近宪法的概念体系、宪法教义学及其规范法学品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与参照作用。
但是，这种民事权利因其宪政价值而被叠加赋予宪法权利属性[52]的过程，既未确立通过民事诉讼追究公权力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也未赋予作为私权的隐私权对抗公权力的基本权利效力。徐国栋教授认为，把民法与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开启了民法的财产法转向，给财产关系加上‘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之定语是一个退步,因为这样限缩了财产关系的范围。
统筹各部门法的实施，等等。这种作用已由私法的基础转化为公法的核心。《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权规范对宪法有关条款的照搬，不仅没能实现国家所有权的所谓现实宪法功能，反而造成宪法上的全民所有在与私法上的所有权技术的机械结合中被后者掩盖与消解，造成宪法对公共财产的公法部门与私法部门分工调整的统筹协调，矮化为公共财产被几乎全部纳入私法上的所有权客体范畴的单边调整格局，而现代公物法迟迟不能获得系统建构。[20]参见［意］乔万尼·罗布兰诺：《帝政时期的大共和国——优士丁尼〈国法大全〉中的共和学说：〈学说汇纂〉第1卷第2、3、4题》，肖俊译，薛军校，载［意］桑德罗·斯奇巴尼、徐涤宇主编：《罗马法与共同法》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131页。
对于与一般民事权利形成冲突与限制的公共利益，必须明确其具体内涵，正确处理相关的冲突。早在被近代成文宪法正式与集中表达以前很久，宪法就以现实宪法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存在了。因此，原告针对被告的缺乏民法典上的请求权基础的民事诉请，转变为针对联邦最高法院所代表的国家司法机关的宪法诉愿，要求其通过弥补民法典上人格利益类型化的漏洞履行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义务。[44]因此，童之伟、林来梵等学者将民法是私法根本法、社会宪法、真正的宪法之类的说辞批为幻影，与事实不符，[45]认为它们多带有一种通假的修辞色彩，[46]是社会学上的说辞，不能被纳入规范领域作为定论。
[1]然而，在正式宪法登上历史舞台后，对民法的超部门法定位容易造成其与宪法的功能冲突。按俄罗斯联邦私法委员会主席苏哈诺夫的说法，以民法典制定为契机，实现私法复兴在国家政策中的优越地位、私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优越地位。
第三，针对《物权法》五十七条，严格限制国家所有权的收益权能，限制国有财产过度资产化与市场化，防止国家税、费借道私法上的所有权收益权能，逃避税收法定原则。[69] （二）民法典实施宪法的任务关键点 1.通过《民法总则》中的一般条款对宪法上的一般规则进行正确转介适用 《民法总则》须为民事司法具体裁判规范的形成提供类型充足、目的性与引导性明确的一般条款体系。
《民法典·物权编》应细化公共利益的类型，或明确其认定标准与程序。[14]参见梁成意：《宪法与民法之关系：误解与正解》，《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18-24页。《民法总则》对民事权利体系进行了全面规定（第五章），覆盖了人身与财产各领域，兼顾了经济社会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权利客体新类型，如网络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等。这正如在国家所有权制度实践中所见到的，民法中的所有权技术规范成为公权力遁入私法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先在于国家的私人所有权制度与作为国家公共服务手段的国家所有权制度间的界限。[34]徐国栋：《苏式民法调整对象定义的沉浮》，《中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48页。此问题应在《民法典·物权编》的制定中通过对国家所有权进行合宪性立法来解决：对于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是否应无偿自动续期，以及如果有偿续期，那么如何确定有偿续期的计算方式等问题，应以最符合《宪法》九条及《物权法》四十五条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之规定，以及《民法总则》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之规定的方式，由法律加以具体规定。
由于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与承包权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尤其是对农民身份的依赖判然有别，由此造成集体所有制内核的改变：承认非农民身份的城镇经营主体取得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权利。参照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行使范围、内容与条件等作出规定。
不少国家将隐私权确认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物权法》四十二条第一款仅仅是对《宪法》上有关征收条款（十三条第三款）的照抄，未对征收标准中的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具体界定。
[60] （2）国家所有权与国家权力的制度关系 我国《物权法》三条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的规定原本阐明了物权平等保护的核心含义：物权法保障与财产的市场配置、流转有关的物权平等。[29]［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第一，市民法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法律表达。[7]参见赵宏：《规范宪法的困境与未来——兼论如何克服司法审查缺失下的宪法实施困局》，《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第13页。（2）农村集体所有权与农村集体成员派生性权利的关系 《物权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村集体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之间的财产权派生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6月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明确要求裁判文书不得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
[31]最早践行商品经济民法观的民法典是苏联民法典。[28] 在宪法学看来，正是因为正式宪法兼有充分提炼社会根本价值、有效形成并运用保障手段这两大根本法的标志性功能，其才有望确立公民基本权利体系与有限国家权力间的良性关系架构（又称为立宪），并责成各实施义务主体积极实现前述架构（又称为行宪）。
仅依靠私法上的法人制度即可实现公民结社自由，即便在营利法人领域亦不存在。因此，民法规范体系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款、农村集体所有权条款以及其他农村地权条款，只是由宪法与党和国家的诸纲领性文件共同构成的关于农村综合体制改革的宪法秩序指导下的宪法实施手段体系的一部分，其本身在不断进行合宪性调试，不具有自足的现实宪法功能。
三、对民法具体规范的所谓现实宪法功能的性质辨析 如前所述，现代民法典并未在整体意义上保留现实宪法功能。在《物权法》中放入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征收制度等公法条款。
国有财产实际控制人可能过度追求经济收益，滥用所有权排他效力、受益权能，拒绝人民对公共财产的正当分享利用要求，令国有财产过度资产化与市场化，与民争利，等等。《物权法》五十七条所体现的确保国有财产保值增值，防范国有财产损失的市场经济理性，被扩大为对全部国有财产的制度要求。[60]参见谢海定：《国家所有的法律表达及其解释》，《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98页。在此种情况下，民事司法无须上溯至《宪法》三十八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以弥补原告民法上请求权基础的缺损。
在此情况下，若还片面强求民事立法抛弃根据宪法，行所谓现实宪法功能，不仅可能妨碍宪法本身的完善，更可能伤害民法所珍视的私法自治这一核心价值：若全国人大可以摆脱宪法关于立法的限制而制定民事法律，就不能奢望全国人大必然会遵守私法自治的原则，不会制定抵触私法自治的法律。实践中，我国农村还广泛存在着农村集体成员身份利益确认与保障关系。
[6]宪法学界也有人认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并不周延，尚需以解释论发展出未规定的基本权利，填补公民自由与发展基本保障方面的缺漏。不符合公法目的考量的结社形式非但不能获得法人资格，也不能被称为非法人组织，而只能是非法组织。
[15]市民法包孕伦理与政治内涵，是维护城邦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规则之总和。为此，法院系统通过民事司法解释与裁判大胆创设了隐私权、人格尊严权、受教育权、贞操权、祭奠权等，以弥补请求权基础方面的不足。